我叫吴建国，今年六十九岁，重庆巴南人。今天早上七点过五分，我手机在枕头边上“叮”了一声，我还没睁开眼，手就摸过去了。老花镜放在床头柜上，我戴上，把手机举远一点看，是银行发来的短信，说我的账户到账一千九百二十八块钱。 我把手机递给我老伴李秀芬，她眼睛比我好，念了一遍，念完了又念一遍，然后把手机放下，说：“到了。”我说：“到了。”我们两个坐在床沿上，都没说话，窗帘缝里透进来一点长江边上的白光，我鼻子一酸，眼泪就下来了。 不是为这一千九百多块钱哭。我们老两口现在不缺口吃的了。我哭，是因为这笔钱已经整整来了九年，每个月都来，风雨无阻，比我任何一个亲戚都靠得住。 九年前，也就是二零一七年，我六十岁。 那年我刚从码头上退下来。年轻时候我个子高，力气大，在九龙坡那边给人下过力，扛过水泥，拉过板车，后来码头不要人了，我就蹬三轮，三轮被收了，我就去修鞋，再后来在一家小厂子里看仓库，看到厂子垮。我这辈子干的全是力气活，从来没在哪个单位待够过十年，所以也就从来没得哪个单位给我交过社保。 六十岁那年，我去街道问过一次，人家翻了翻我的本子，说我这种没有缴费记录的，办不了。我从街道出来，在黄葛树下头站了很久，看别个老头老太太拿退休证去银行排队，我心里头不晓得是个啥滋味。 消息是老伙计张德福带来的。他跑到我屋头，坐下就拍我膝盖，说可以补缴。他说他侄儿在社保局那边帮忙问过，像我这种以前从来没交过的，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，一次性补够十五年，六万五千块钱，办完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。 六万五。那年我屋头总共只有四万出头的存款，还是我跟李秀芬一张一张攒的。她那时候在菜市场摆摊卖小面佐料，一天挣几十块，攒了二十几年。 晚上吃饭，我把事情讲了。我儿子吴小军那年二十七，在汽修厂当师傅，正准备跟陈红结婚，还差八万块首付。他筷子一放，说：“老汉，六万五，你晓不晓得六万五可以买好多东西？” 李秀芬没说话，她把碗端到灶台边，背对着我们洗碗，水开得很小。我听得到她洗了很久。 那一晚上我一夜没睡。我翻来覆去地想，六万五，交出去就是一堆纸，换回来的是一张卡，卡里每个月来点钱。我要活到七十几才回本，万一活不到呢。可我又想，我今年六十，我爹五十九就没了，我要是也五十九没了，那这事也就没有这回事。可我娘活到了八十八。我到底随哪个？ 第二天早上，我跟李秀芬说：“我要交。”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两下，说：“交嘛。”就两个字。然后她从柜子最里头把一个铁盒子拿出来，里面四万二，是她数了十几年的钱，有一百的，有五十的，还有十块的。 还差两万三。我把那辆骑了六年的摩托卖了四千八。我又去我弟弟吴建军屋头坐了半天，他开货车的，也不宽裕，最后塞给我一万五。剩下四千，是李秀芬跟她姐姐借的。 凑齐那天是七月，热得柏油路都软了。我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把钱用报纸包了三层，塞在一个旧挎包里，挎包抱在胸口，坐了两个小时公交去社保局。车上人挤，我一只手抓着吊环，一只手捂到挎包上，一路没敢松。 社保局里冷气开得足，我排了三个钟头的队。窗口是个二十几岁的小姑娘，说话很客气，一张一张核对我的材料，最后问：“确定要交吗？交了不能退。”我看着那张缴费单，看了有半分钟。我想到我儿子还缺八万首付，想到李秀芬那个空了的铁盒子。我说：“交。” 接着我从挎包里把钱拿出来，一沓一沓数，数完了，从窗口递过去，拿到一张收据。收据上面印着黑字，六万五千元整。我把那张纸折了两折，放进衬衫口袋里，贴着心口。 从社保局出来，太阳很大，我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。兜里空了，轻飘飘的，我忽然有点不晓得自己在做啥子。 头几个月最难熬，因为钱交了，钱还没到。儿子嘴上不说，脸色摆在那儿。陈红来屋头吃饭，说话也少。有回我听见她在厨房小声问小军：“你爸那个钱，真的能领回来？”我坐在客厅，假装看新闻，其实一个字都没看进去。 八月底的一个下午，我手机响了一声，我不会看短信，拿去喊小军帮我看。他看了一眼，愣了一下，说：“老汉，一千一百二十块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真来了。” 那天晚上李秀芬买了半斤毛肚，切了一盘藕片，我们一家四口在家煮火锅。小军给我倒了一杯酒，端起来说：“老汉，我服你。” 后来的事情，就慢慢顺了。养老金年年往上涨，刚开始一千一百二十，后来涨到一千三，一千五，前年过了一千八，今年是一千九百二十八。九年下来，我粗粗算过，已经领回来十七万还多，本钱早就回来了。 我们老两口现在日子过得有样子了。我早上六点起来，去江边走路，走完在茶馆坐一阵，喝两块钱的沱茶，跟几个老伙计摆不完的龙门阵。李秀芬不去摆摊了，可她还是勤快，天天在阳台上种菜，种了满满一阳台。 我孙子吴豆豆今年读初二，个子比我还高。我每个月从养老金里头拿两百块出来，塞在他书包里，跟他说：“这是爷爷的退休工资，你拿去坐车，买本子。”他每次都“哦”一声，然后飞快地塞进去。我晓得他其实不需要这个钱，我就是想让他晓得，他爷爷是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