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当连绵的阴雨笼罩这间逼仄的病房，空气里泛起潮湿的霉味时，我的耳边就会准时响起那阵婴儿的啼哭声。那声音很轻，像被厚重的棉被捂着，却能轻易穿透八十多年的岁月，如同尖锐的生锈铁钉，死死钉进我衰竭的大脑里。 医生说我活不过这个冬天了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没有恐惧，反而在心底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这具装满罪恶的躯壳早该腐烂，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苟活。我更怕的是，当我闭上眼睛，要去往那个必然属于我的地狱时，我该如何面对那些在血泊中死死盯着我的眼睛。 我叫本多，曾是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一名士兵。在这个即将咽气的时刻，看着电视里那些穿着笔挺西装、在镜头前衣冠楚楚地否认历史的政客，我只觉得反胃。他们没有闻过人血在寒冬里结冰的腥气，没有见过人的内脏是如何流出体外的。 他们不知道，在那个被称为“圣战”的年代里，我们这些被送到异国他乡的年轻人，早就被剥夺了“人”的资格，变成了一群披着黄绿色军服的野兽。 今天，我不想讲那些宏大的战役，也不想讲什么虚伪的家国大义。我只想把我这双长满老年斑的手曾经做过的孽，原原本本地剖开来。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，江南的寒风冷得刺骨，冷得能把人的骨髓都冻裂。我们的部队是一路杀进那座古都周边的，连续的行军、作战、伤亡，加上长官们日复一日“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”的灌输，我们每个人的眼睛都熬成了赤红色。没有补给，没有补给线，长官的命令只有两个字：“就地征用”。 在战争的语境里，“征用”就是抢劫、杀戮和强暴的通行证。 那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冬日午后，天空阴沉沉的，像铅块一样压在头顶。我们小队奉命进入一个不知名的村镇进行“扫荡”。村子已经被炮火毁了大半，空气中弥漫着硝烟、焦木和一种难以形容的肉体烧焦的味道。原本宁静的青石板路上，散落着破烂的竹筐、带血的布鞋，还有倒在路边的老人和男人的尸体。 没有反抗力量，所有的青壮年男人不是被杀，就是已经被抓走当了挑夫。剩下的，只有老弱妇孺。 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，这不叫屠杀，这叫“找乐子”。长期的恐惧和死亡压力，在没有约束的平民面前，扭曲成了一种令人发指的狂欢。我的班长是个在北海道当过屠夫的男人，他一脚踹开了一户人家半掩着的木门，门轴断裂的刺耳嘎吱声，拉开了那场梦魇的序幕。 “搜！把值钱的，还有女人，都拉出来！”班长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亢奋。 这几乎是我们当时的常态：我们看见年轻女子就往外拖，连喂奶的妇女也不放过。 我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，跟着另外两个老兵冲进了那间昏暗的正屋。屋里光线很暗，陈设简陋，空气里有一种中国南方特有的腌菜味和灰尘味。我们像疯狗一样翻箱倒柜，砸碎了粗瓷水缸，挑破了米袋。就在这时，右侧的一扇小木门后，传来了压抑到极点的颤抖的呼吸声。 老兵木村狞笑了一声，猛地用枪托砸开了那扇门。 那是一间极小的柴房。灰暗的光线下，角落里的柴草堆里瑟缩着几个人影。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一幕，那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绝望的画面。 最外面是一个大概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孩，穿着粗布碎花袄，头发凌乱，脸上抹满了锅底灰，试图把自己伪装成老妪。可那双充满无尽惊恐的眼睛，和因为极度恐惧而剧烈颤抖的单薄肩膀，彻底暴露了她。 “出来吧，女人！”木村大吼着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，一把揪住女孩的头发，将她硬生生地从柴草堆里拖了出来。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她的双手死死扣住门框，指甲在粗糙的木头上刮出刺耳的声音，甚至连指甲都翻卷了过来，在木框上留下十道血痕。 支那 但一个饿了好几天的年轻女孩，怎么可能抵挡得住一个成年士兵的蛮力？她被重重地摔在院子的泥地上，随后被两个士兵像拖麻袋一样，向院外拖去。她的鞋子掉了一只，白皙的脚背在粗糙的碎石地上磨得血肉模糊，绝望的哭喊声在空荡的村子里回荡，却没有一个人能来救她。 我站在原地，握着枪的手有些出汗。那时候的我才刚满二十岁，入伍前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，但在那种集体癫狂的氛围中，我没有觉得怜悯，只有一种被兽性支配的麻木。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柴房时，我听到了一声细微的、被什么东西死死捂住的呜咽声。 哪是从刚才女孩藏身的柴草堆最深处传来的。 我端起枪，用刺刀挑开了那堆干瘪的稻草。映入眼帘的，是一个女人。她看起来大概二十多岁，穿着一件已经洗得发白的深蓝色棉袄。此刻，她正整个人蜷缩成一个极其诡异的姿势，背对着我，死死地将一个什么东西护在怀里。 我用脚踢了踢她的肩膀，她猛地转过头来。 那是怎样的一张脸啊。她的脸上没有抹锅底灰，苍白得像纸一样，没有一丝血色。她的眼神里没有像刚才那个女孩一样的崩溃和挣扎，只有一种像母狼到了绝境时，那种哀求与决绝交织的死寂。 她的衣服领口是敞开的，冷风正灌进去。直到这时我才看清，她怀里死死捂着的，是一个正在襁褓中的婴儿。那婴儿大概只有几个月大，因为饥饿和寒冷，正微弱地啼哭着。而这个女人，就在我们踹门进来的前一刻，显然正在给孩子喂奶。 按照任何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，面对这
